斯洛文尼亚副总理兼外长法永将访华

在否定论者看来，法律不仅要保障人的生存、繁衍，更要保障人有人格、有尊严地活着。

（3）特定的程序，即法律规定的程序。(15)  参见吴杰主编:《宪法教程》，法律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87 页。

立法的合宪性得到了维持，而宪法的含义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和精确。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实例的讨论，来展现合法宪法解释方法的内在结构，并总结其在运用上的特点。可以看出，经由《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的冲击和启发，使人们对《宪法》第100条中制定的概念产生了新的认知，这就是合法宪法解释。因为宪法只是立法活动的框架，修宪者不可能为未来的立法提供具体而微的细节。这种解释虽然与宪法条文的通常含义有所不符，但能促成《邮政法》第4条合宪。

例如，就地方立法权扩张而言，《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的确存在与宪法的不一致，但合法宪法解释却将这种不一致转换为对宪法文义的新理解，也就是将《宪法》第100条中的制定，解释为既包括制定，也包括批准。由于《监狱法》第4条规定监狱由监狱的人民警察依法管理，因此只要将《宪法》第40条的公安机关解释为警察机关，就可以促成《监狱法》的合宪。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尤其要受到合法性约束，以避免其利用自身优势迫使相对人实现表面上的合意。

[50]笔者认为，纵使解释方法存在一定区别，但意思表示作为合同的核心构成，二者关系不可谓不密切，解释合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释作为其要素的意思表示。反观行政法所蕴含的权力约束指向可知，行政协议中意思表示的自由程度会自始受限。参见陈无风：《格式条款解释规则在行政协议中的适用研究》，载《浙江学刊》2018年第３期。笔者认为，既然行政协议有契约与权力两个变量因素，双方就不仅仅是交叉关系，而是于整体上共同发挥作用，二者在行政协议中所占比例呈动态平衡局面。

[45] 参见孙丽岩：《行政行为中的意思表示》，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3期。[43]公共利益优先原则是为行政协议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其实现高于协议内容的遵守，故行政优益权能够截断此种法律效果。

不过，行政主体为保障公益而使用行政优益权，却很可能会对意思表示产生影响。[55] 参见黄学贤：《行政诉讼中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之完善》，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而笔者关注的另一个相关问题是，此种解释行为与双方意思表示有何种联系，该行政解释对意思表示产生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司法审查又该如何对待？该指导案例中双方对协议条款产生不同解读，乃是缔约时存在着意思表示上的误解。[10] 参见陈天昊：《行政协议的识别与边界》，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

[36]实践中，被乘人之危所为的意思表示，实际也是不正当干涉的结果。[1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195号行政裁定书。此种权限是一种双向性的权利，两边当事人对协议内容都有权提出修改意见。[30] 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页。

对此案件，有观点认为，民法上强调尊重意思自治，依循此种路径处理，法官会去探究双方当事人在签订行政协议时到底是怎么理解的，结合案情也就很有可能会认为，签订该协议之时原告存在重大误解，应当按照土地管理部门的意见办理。一个单方行政行为作出后，往往具备了拘束力、公定力、确定力及执行力等法律效力。

[2] 当前，行政法研究仍在强调其与民法的区分，更为关注行政行为的理论研究，而不重视立基于法律关系理论上的意思表示之探讨。当相对人都不具备此类前提条件时，便谈不上意思能力问题。

最后，意思表示约束性效果存在一定的张力，集中体现为行政优益权对意思表示的截断。王某某诉阜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合同一案中，法院提出：关于原告主张被告采用胁迫手段与原告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书是显失公平的协议一节，因原告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征地补偿协议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不予采纳。比如，针对其他行政机关作出的单方解释，法院有必要审查其行使该项权力的职权、程序等基本要件。此时，行政优益权主要是一种单方变更、解除权。行政协议之运用需要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基础，对单向性的行政行为研究范式颇具革新意义，在此过程中提取行政协议意思表示的特殊性，无疑有助于深化以意思表示为重心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7] [美]朱迪·弗里曼：《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毕洪海、陈标冲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64页。

闫海、宝丽：《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中行政优益权探究》，载《天府新论》2011年第5期。（二）行政协议诉讼中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 妥当、科学的意思表示解释方法，乃是稳定行政协议法律关系的基础。

对于该非真意表示，表意人与相对人虽存在合意，但仅仅造成订立某项法律行为的表面假象，这是二者在相互串通基础上作出的不真实意思表示，实际上并不企图产生法律效果。职是之故，意思表示在民事合同中衍生的私法规则无法完全适用，它在行政协议中的适用应受到公法原理调整。

2.意思表示不自由 但凡不是行为人自由作出的意思表示，就无法取得像意思表示真实那样所预设的法律效力。值得警惕的是，此种行政解释行为难免会对双方意思表示产生冲击，法院在司法审查活动中应当审慎应对，而非一味地加以认可。

如《民法典》第142条的规定，即强调了文字语句的重要性。实践中，行政协议涵盖的领域比较广泛，文本可凸显的形态纷繁多样。摘要:  虽然意思表示源自私法，但由于行政优益权的嵌入以及公益与私益两个变量要素的衡量，此概念工具在行政协议中的适用范围、表现形态、运作规则等方面均有特殊性。基于契约属性的一面，行政协议诉讼中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的主张可依照民事诉讼之规定去分配举证责任，即谁主张、谁举证。

由于当事人一方利用对方的急迫需要，迫使对方作出了违背其真意并使自己蒙受严重不利的意思表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家王泽鉴认为，意思表示是指将企图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于外部的行为。

[36] 参见[日]我妻荣：《我妻荣民法讲义I：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页。真意保留，是表意人将想要发生法律效果的真意保留在内心，而没有表示出来，或者即使表示出来也并非是真实的。

同时，意思表示瑕疵的私法契约无效原则在行政协议领域也可适用。表意人的意思表示错误，大致体现为对内容、性质等方面的错误。

毕竟，行政机关在订立行政协议时，应当广泛收集相关信息，邀请专家进行论证，慎重权衡各种因素，本应当更有能力避免重大误解的发生。例如，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中，相对人通过欺诈方式获得了订立行政协议的资格和机会，此时该协议的效力值得审视。意思表示作为合同制度的基石，在行政协议这类特殊合同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呢？行政协议中的意思表示与民事合同上的意思表示有不同之处吗？本文尝试将意思表示作为解构行政协议的理论线索，探讨其对行政协议法律体系的塑造功能。有论者将单独属于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概括为单方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附款等类型，并将双方均可作出的意思表示概括为行政协议、行政奖励等行为。

[5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十五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6〕449号）。试想，行政主体可不顾相对人意志却能够很大程度行使特权，后者意思表示的实现空间还有多大？由是可知，行政主体会在公益与私益这两个要素之间作出衡量，公益优先的价值取向往往占据上风，故行政主体如何协调自身意思表示与行政优益权之间的张力还有待探析。

当意思表示的内容涉及到强制性规范的非禁止性规定时，法院应当根据权利义务状况去审视约定的合法性。虽然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都存在意思表示这一共同概念，且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民事合同规则，但因为二者之间的不同构造，前者的意思表示不能完全套用后者的意思表示理论。

[15] 参见王旭军：《行政合同司法审查》，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行政协议应经由双方平等协商而订立，原则上一方当事人不能将自身意思强加给另一方，此谓之为意思表示一致的过程化。